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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KFC PIZZAHUT 和哈根达斯的客户最喜欢这样干
2018-09-18 13:46 回复
搜狐博客 > 罗永浩的博客 > 日志 2018-09-13 | 我的几个老师(之一) 我的几个老师(之一)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的老师是我的父母。我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我想我很小的时候也应该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曾经崇拜过自己的父亲,虽然我确实不记得了。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很多书,但这些阅读显然没有让他学会如何教育孩子,一般说来,他都是把教育我们
姐弟三个的任务交给我母亲。我母亲有时候累了向他求助,他就会简单粗暴地用一句朝鲜话来威胁恐吓我们,这句朝鲜话的意思大概是“挨打的话,会很疼”。在他去世后,我和我姐姐经常谈起他,但就他对我们小时候的教育而言,这句又傻又愣的话是我们能想起来的
全部。这常常使得我们对他的怀念不能一直严肃地进行下去,总是说着说着就都笑了,然后想想再难过一会儿。其实他很少真的打我,我几乎不记得他打过我。我母亲的教育方式也不是很理想,她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家长一样,总想把他们认为是对我们好的东西硬塞
给我们,搞得双方都很疲劳。在试图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造我的过程中,我父母几乎完全失败了,也许除了这一点:他们总是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也常常做不到)。
除了父母之外,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上幼儿园时的班主任,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外两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和人品的糟糕,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她还是我的班主任的时候,有一次(
好像是儿童节)镇里搞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解决。我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一家食品公司,它的
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我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牛x假花,这狗x的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假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飘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的孩子
的恭维之后,上海女知青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再“随便拿两把花”,“不用一定是拿自己带来的”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x的假花
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以我的刻薄天性,当然没忍住反复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
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离开该漂亮知青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上课的时候,知青同志敲开我们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
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他有一件跟我一样
的浅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但是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二十五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小母牛
老师,她告诉我她碰到一个上海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小母牛老师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我被当成小偷的第二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方某某,名字忘了)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虽然课本上说书信的标准格式里,收信人姓名要顶格写,但是实际上应该是空两个格写的,她要我们接受这种做法的理由是,“我二十多年都是这么写的。”我在课上跟她犟了半
天的结果是,她说,“罗永浩!你不要再顶嘴了!”她再次强调,“我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写的!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对!”我想了想,在下面小声嘀咕了一句,“那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由于没有和女同桌搞好关系,这句话被打了小报告。让女同桌感到意外的
是,语文老师并没有把我叫去训话并“让你家长来一趟!”,而是让她上中学的儿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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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最初的老师是我的父母。我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我想我很小的时候也应该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曾经崇拜过自己的父亲,虽然我确实不记得了。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很多书,但这些阅读显然没有让他学会如何教育孩子,一般说来,他都是把教育我们
姐弟三个的任务交给我母亲。我母亲有时候累了向他求助,他就会简单粗暴地用一句朝鲜话来威胁恐吓我们,这句朝鲜话的意思大概是“挨打的话,会很疼”。在他去世后,我和我姐姐经常谈起他,但就他对我们小时候的教育而言,这句又傻又愣的话是我们能想起来的
全部。这常常使得我们对他的怀念不能一直严肃地进行下去,总是说着说着就都笑了,然后想想再难过一会儿。其实他很少真的打我,我几乎不记得他打过我。我母亲的教育方式也不是很理想,她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家长一样,总想把他们认为是对我们好的东西硬塞
给我们,搞得双方都很疲劳。在试图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造我的过程中,我父母几乎完全失败了,也许除了这一点:他们总是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虽然他们自己也常常做不到)。
除了父母之外,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上幼儿园时的班主任,她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我还能记起她的第一个原因是她长得漂亮,另外两个原因是她糟糕的人品和人品的糟糕,她大概是让我意识到生命是残酷的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人。她还是我的班主任的时候,有一次(
好像是儿童节)镇里搞活动,所有的孩子都要带着两把花到一个大操场走队列去。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所谓的两把花就是两根有分叉的枯树枝,上面贴上剪成花瓣形状的彩色纸片,通常由孩子家长负责解决。我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一家食品公司,它的
隔壁是一家殡仪馆,我母亲和在殡仪馆工作的那些阿姨们都很熟,所以在参加那次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了两把巨帅无比的,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牛x假花,这狗x的假花甚至有纤细精致的假花蕊!可想而知,第二天我是横着膀子飘进幼儿园的。在我接受了所有的孩子
的恭维之后,上海女知青宣布,大家要把假花都堆放到教室前面的台子上然后到自己的座位就座,等老师宣布完活动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再“随便拿两把花”,“不用一定是拿自己带来的”到操场集合。到了操场集合的时候,我看到那两把该幼儿园历史上最牛x的假花
刚好拿在上海女知青的女儿的手里,以我的刻薄天性,当然没忍住反复说了些“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之类的讽刺话,在大家笑得都很开心的时候,我被上海女知青叫到屋子里声色俱厉地训了十几分钟,最后
被告知不用参加这次活动了。在接下来的“叫你妈妈来一趟!”活动中,我被描绘成了一个“思想特别复杂的孩子”。离开该漂亮知青几年以后,有一天我在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上课的时候,知青同志敲开我们教室的门,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对
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讲述我和其他几个坏孩子一起在周末去了她工作的幼儿园,如何砸坏了储藏室的玻璃,如何偷走了孩子们的零食玩具,“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西瓜”。后来知青她们最终弄清楚了那个偷东西的孩子是谁(也是我们大院的一个孩子,他有一件跟我一样
的浅绿色夹克,而且背影和我很像),但是并没有再次来到和龙县胜利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堵着门口,当着我全班同学的面,向我们班主任说明情况。这使得我在离开和龙县之前,一直被同学们当成是一个小偷。二十五年之后,我在四川参加赈灾活动的时候偶遇小母牛
老师,她告诉我她碰到一个上海女人,自称是我幼儿园的老师。上海女人对小母牛老师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罗永浩这个孩子”,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感情啊。
我被当成小偷的第二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方某某,名字忘了)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虽然课本上说书信的标准格式里,收信人姓名要顶格写,但是实际上应该是空两个格写的,她要我们接受这种做法的理由是,“我二十多年都是这么写的。”我在课上跟她犟了半
天的结果是,她说,“罗永浩!你不要再顶嘴了!”她再次强调,“我二十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写的!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对!”我想了想,在下面小声嘀咕了一句,“那只能说明狗改不了吃屎。”由于没有和女同桌搞好关系,这句话被打了小报告。让女同桌感到意外的
是,语文老师并没有把我叫去训话并“让你家长来一趟!”,而是让她上中学的儿子过来